民國時期涉外婚姻：中國奇女子納粹槍下救人－星座命盤星座日期愛吃

1936，魯迅為何堅拒赴蘇魯迅1936，魯迅為何堅拒赴蘇轉自今年第6期《同舟共進》，此文在網絡版、電子版《同舟共進》上的具體地址是：www.tongzhougongjin.com/zazhi_detail.asp?id=925從網絡版《同舟共進》如下這個地址的網頁上的《雜志簡介》可以獲知，此雜志是廣東省政協主辦的一份雜志：www.tongzhougongjin.com/about.asp1936年之前，蕭三（現代詩人，《國際歌》歌詞的主要中文譯者之一）曾代表蘇俄方面三次邀請魯迅旅莫斯科未果。這三次具體情形如何，暫不贅述，這里只說1936年魯迅堅拒蘇俄邀請一事。據相關資料，1936年在莫斯科的蕭三將信息送至上海魯迅處，邀魯迅全家赴黑海之濱療養。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對邀請之事卻作了這樣的回復:“三兄力勸我游歷，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覺為難，而家眷（母）生計，亦不能不管也。”這里所指的“三兄”，即蕭三；“力勸我游歷”即“邀請魯迅全家赴蘇”——魯迅是孝子，幼年喪父，慈母在上，不宜遠行；“家眷（母）生計”意為不只是在北平的母親大人，還有妻室朱安也得供養；“因此后甚覺為難”，即一旦去過紅色風暴的策源地，能否再重回白色恐怖的國內，一以貫之地以筆為槍，實難預料。況且魯迅非組織中人，尚可不受約束，故“婉拒”之。至于旅費，蘇俄當然慨然承諾。但魯迅曾申明:“至于旅費，我倒有法辦的。”這大概是為了避免“拿盧布”之嫌，不給論敵以口實罷。然而，這里所陳述的理由，恐怕并不是魯迅拒絕蘇俄邀請的真正原因。雖然魯迅于此以家事答復而“未允”，可是以“國事”為重的蕭三，卻覺得莫斯科交代的任務沒法交差，于是只好通過電訊及組織系統，物色合適的人員登門，進一步當面“力勸”，以說明懇切之情。物色的結果，便是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為什么要物色胡愈之呢？其一因為胡愈之是魯迅在紹興府中學堂任教的學生，易于獲得魯迅的信任與接受。其二，胡愈之不僅為同鄉，而且于1928年游學歐洲，往返蘇俄，熟人熟路。其三，胡愈之撰寫過一本《莫斯科印象記》，于1931年出版，魯迅看過并抱有好感，曾撰文表示首肯。所以，胡愈之無疑是勸魯迅旅蘇并療養的最佳人選。更關鍵的，是蘇俄殷切需要魯迅手中那支威力四射的“金不換”啊!這次考慮安排不可謂不周全的邀請，卻仍未成功。1972年12月25日，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胡愈之談到1936年邀魯迅赴莫斯科訪問卻被拒絕的經過：過了一會，魯迅又說：“國民黨，帝國主義都不可怕，最可憎惡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魯迅講話時雖沒有點名道姓，顯然是指當時黨內出了一些叛徒，以及機會主義者，暗中在攻擊魯迅。再后他又說：“蘇聯國內情況怎么樣。我也有些擔心，是不是自己人發生問題？”魯迅是指當時斯大林擴大肅反。西方報刊大肆宣傳，他有些不放心。這也是他不想去蘇聯的一個原因。我只和魯迅談了這么一次。我知道魯迅是堅決不去蘇聯的，所以不再找他談，就回了香港。1936年8月我回到上海，魯迅在病中，到10月去世，我沒有再見過魯迅。（《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嚴家炎《論魯迅的復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轉自《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朱正文）這里值得推敲的，是以黑體標明的一段文字（就是前面三段文字，就是從“過了一會”到“我沒有再見過魯迅”。——樓主附注），在1976年10月文物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時已被刪除。其實，這應是魯拒絕赴蘇的要害所在，實屬極敏感的如何對待蘇俄的政治立場與態度的大問題。雖然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正大張旗鼓地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但反對的是當權的蘇聯領導人，若作這樣的披露，對維護已故的斯大林是不利的。再者，魯迅在30年代已質疑斯大林的大清洗，倘作這樣的披露，對維護共產主義者魯迅的形象也不利。魯迅說過：“無產者的革命，乃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并非因為要殺人”，“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并沒有亂殺人”，“而我們的作者，卻將革命的工農用筆涂成一個嚇人的鬼臉，由我看來，真是鹵莽之極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魯迅之所以與青年戰友們一再沖突，甚至對蘇俄的大清洗表示質疑，就在于他的人道主義情結和對血腥本能的反感。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解，是“不殺人”，“不亂殺人”。雖然魯迅只是在書齋里談論這段未曾經歷而僅從紙面了解的革命，多少顯得有些天真與書生氣，正如他在《林克多序》中所言：“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他的睿智與警覺的確超乎常人。那時的蘇俄境內究竟發生了什么？這里列舉兩組數字：“據保守估計，從斯大林獲得黨領導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約有2500萬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這2500萬人有的被槍決，有的成為古拉格（勞改營）的囚犯、特殊圈地處的‘富農’罪犯,有的成為無數勞改營地的奴工，他們占了蘇聯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蘇聯人口大約是2億），平均第1.5個家庭就有1個‘人民敵人’。”（徐賁：《七十多年前的蘇聯青少年》）關于其中的被處死者，另有一組比較精確的統計：“1990年1月30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從1928年到1953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蘇聯克格勃主席留奇科宣布，這一時期內有420萬人被鎮壓。”（邢曉飛：《衛星承載的帝國》）這些數字是沒有去過蘇俄的魯迅所不知道的，也是起初對蘇俄抱有“冷淡與懷疑”，轉而信之且贊賞之一陣子，又復歸于質疑的魯迅所關心卻無法知道的。1936年4月間，魯迅對從英國歸來的李霽野（曾作天津市文化局局長，天津市文聯主席）復述過一段與馮雪峰的對話。魯迅說：“你們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而馮雪峰則連忙搖頭擺手應之：“那弗會，那弗會！”（《魯迅紀念集》第1輯第68頁）往昔人們孤立地讀魯迅的這句話，多少有突兀之感。現在，若把魯迅不僅因“左聯”解散問題“得罪”了中共黨內的周揚等領導人，而且因一而再、再而三拒絕莫斯科邀請的盛情“得罪”了蘇俄聯系起來看，就并非空穴來風，而可坐實了。更何況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早就說過，“倘當（舊政權）崩潰之際，（我）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呢？無獨有偶，彼時的蘇俄，法國的羅曼·羅蘭去了，紀德也去了。前者留下了一本《莫斯科日記》，后者留下了一本《訪蘇歸來》，卻拂逆了主人的初衷，揭開了蘇俄真面目的冰山一角。魯迅沒去，幸好堅決沒去，當然什么蘇俄見聞與游記之類也沒有留下。所以，魯迅寫了不少諸如《我們不再受騙了》之類的文字，就都流于由于資訊封閉受騙于蘇俄的虛假宣傳，且并非親歷親聞而無實感的泛泛之談。當然，人們也不必去認真對待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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