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臥底郭汝瑰的入黨問題郭汝瑰,臥底,入黨,超級超級臥底郭汝瑰的入黨問題－－作者：陳益南郭汝瑰（1907～1997），重慶銅梁縣人。1926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1927年春受吳玉章指派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棟軍中任排、連、營長，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失去黨的聯系后赴日留學，日本士官學校肄業。抗戰時期，參加淞滬及武漢戰役、長沙第三次會戰。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兩次在重慶密見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1947年3月任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參謀長，1948年7月任國防部作戰廳長。1949年12月11日率領國民黨72軍在四川宜賓起義。其間多次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報。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南京軍事學院教員、全國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等職。1979年重新入黨。主編《中國軍事史》、《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著有《郭汝瑰回憶錄》。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內涌現了一批暗中為解放軍提供情報的諜報人員。其中，以熊向暉（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胡宗南的機要秘書）、韓練成（國民黨46軍軍長、國民政府參軍處成員）、郭汝瑰（國民黨國防部第三廳即作戰廳中將廳長）三人最為有名，他們皆為潛伏在國民黨內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報人員，為人民解放戰爭的軍事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按在國民黨軍內的地位與提供情報質量數量排序，郭汝瑰似應拔得頭籌。從1945年5月與中共建立秘密聯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領導國民黨72軍在四川宜賓起義止，他累計向中共提供大小情報一百余次，包括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及孟良崮戰役計劃、淮海（徐蚌）會戰計劃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長江江防計劃、江南作戰計劃、西南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情況等等。但是，新中國成立后他們三人的地位，卻有著微妙的差別。熊向暉是1936年在清華大學加入中共的，他在整個潛伏生涯中，都始終是秘密在冊的共產黨員，與黨組織一直保持著聯系。按照周恩來“布閑棋冷子”的方針，熊向暉從1939年起，就以胡宗南的機要秘書身份，潛伏在胡的身邊，關鍵時才發揮作用。1943年6月，奉蔣介石令，胡宗南率國民黨第34集團軍欲閃擊延安，企圖一舉攻占陜甘寧邊區。熊向暉獲得了胡宗南進攻陜北地區的戰略部署后，立即報告了黨組織。中共中央得以及時向外界揭露了這個陰謀，使國民黨偷襲延安計劃破產。1947年3月胡宗南率國民黨軍23萬人進攻延安，熊向暉從胡宗南處獲得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與陜北解放軍兵力配置情況，立即設法將情報送到了中共情報機構，使毛XX與黨中央在陜北得以調整部署，從容應對敵人，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后來，毛XX稱贊熊向暉，說他一人可以頂幾個師。解放后，熊向暉作為周恩來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軍委情報部、中央統戰部、國家安全部等處要職。韓練成原在西北軍時，雖未來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劉志丹影響，曾接受中共領導。故1942年抗戰期間，他以國民黨十六集團軍中將參謀長身份，在重慶秘密會見時為中共代表團團長的周恩來，提出要為中共服務后，周恩來即欣然接納，并指示其仍潛伏于國民黨內。1947年2月，解放軍華東野戰軍進行萊蕪戰役，時為國民黨46軍軍長的韓練成，奉陳毅指示，命令46軍在戰役中故意自亂陣腳，導致幾個軍的國民黨軍被解放軍全殲，為首的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俘虜。此后，韓練成又返南京，謊稱越獄逃出解放區，成功地獲得蔣介石信任，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蔣介石的最高軍事智囊機構成員，韓練成便借這個身份，多次不露痕跡地“協助”蔣介石作出錯誤的軍事判斷。后來，由于有被解放軍團級戰俘叛徒指認出賣的危險，1948年10月，韓練成才被迫出逃，進入解放區。1950年，韓練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黨組織的手續，出任甘肅省副省長、蘭州軍區中將副司令員。而被臺灣媒體稱為“超級共諜”的郭汝瑰，竟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間，都被排除在中共黨組織之外，只有一個“國民黨起義軍人”身份，以原國民黨國防部中將廳長之地位，長期做軍事學院的教員（副處長級）。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縣武裝部黨支部內，才被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爾后，逐步落實政策，最后到年過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團職級身份離休。郭汝瑰是1928年就參加了中共的，后因軍隊轉戰而失去了聯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國民黨軍務署副署長時，偶然遇到在中共時的同志，從此才與中共重新建立聯系。他與中共在重慶的代表董必武秘密會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產黨隊伍的請求，甚至請求到延安去。但當時，董必武認為他在國民黨內已居高位，潛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業，因此，指示他按潛伏方針辦，并指定了專人（任廉儒，中共軍事情報處人員）單線與他聯絡。對于郭汝瑰提出恢復中共黨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黨的考驗后再說。當時，郭認為只要為中共做事了，自然就能成為共產黨員，這只是時間問題。對“考驗”一說，他顯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間，他與任廉儒秘密會見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級軍事情報。直到1949年國民黨政權崩潰之際，任又向郭傳達了上級要郭掌握一支國民黨軍隊，伺機舉行起義的指示，郭汝瑰也照辦了。他在獲任國民黨軍第72軍軍長后，舉行了宜賓起義，打破了國民黨西南防守計劃，為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撕開了一個缺口。新中國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為川南行署委員、交通廳長。其間，郭向黨組織提出了恢復黨籍的請求，時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對他說：“要進入階級隊伍，談何容易！”說郭是原國民黨中將，入黨問題需中央批示，恢復黨籍問題更無從談起。郭汝瑰被調到南京軍事學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寫信，董回信說：“入黨事應由基層吸收。”任廉儒則仍勸郭：“耐心經受考驗，爭取早日入黨。”但是，入黨一事始終無人出面解決。昔日早期中共黨員、堂堂國軍中將廳長，只好屈為“起義人員”，做一個軍事教員。在1950年代的肅反、反右等運動中，郭汝瑰屢遭厄運，不是被打成“假起義的國民黨特務”而遭逮捕，就是差點被打成右派分子進入另冊（幸得中央軍委批示：“情節輕微，不作右派處理。”），“文革”中更是經常挨斗，后又被當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縣，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落實政策后，才移居重慶。應該說，與其功勞相比，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時期內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特別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屢屢拒他于門外，更是不可思議。如果說，郭汝瑰有什么重大問題，不能讓其加入共產黨，但董必武、任廉儒卻又指示他要經受考驗，爭取加入。而若沒有什么問題，為何又連一個普通工人農民都能有的機會，卻偏偏不給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郭汝瑰？其實，黨的政策也有靈活的時候，并非全是原則教條而不可逾越；李大章對郭汝瑰所說的“要進入階級隊伍，談何容易”一語，也未必全是道理。1940年，國民黨中統特務李茂堂，與西安中共黨組織取得聯系，表示愿為中共工作。李原是中共黨員，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做了國民黨特務。毛XX得知此事，指示中共情報機構可以與李茂堂聯系，發展其為中共諜報人員。1945年，李茂堂升任國民黨中統陜西省負責人（中統室主任），當年11月，他秘密到了延安，向中共情報工作領導人李克農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對此，毛XX當即批準了李克農的報告，同意重新接納李茂堂入黨，并具體由羅青長（時為中央社會部一室主任）、汪東興（中央社會部二室主任）二人做李的入黨介紹人，以后遂有“兩個主任介紹另一個主任入黨”的說法。連一個在歷史上有過叛黨情節的特務，毛XX都能同意其重新加入共產黨，那么，根本無任何叛黨污點的郭汝瑰，卻為何在解放前四年中、解放后三十年間，要求入黨而不能呢？若說對共產黨的重要性，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中將廳長的作用，不會比一個省的特務機關首腦的作用小吧？然而，不知為何，李茂堂能二次進入的大門，卻難于對郭汝瑰第二次開啟。這是一個歷史之謎。謎底在什么地方？郭汝瑰問題的當事人，都已先后駕鶴西去，郭老也以九十高齡辭世多年。現在，不妨對這個謎，來一次猜度。像郭汝瑰這樣在國民黨中有高級地位的人，欲加入中共，若當時在中共內部，沒有對他的歷史很了解、且處于很高的負責地位的同志為其開門，那么，實際上他便難于獲得中共上層的真正信任，因此，在實踐中，只會被視為統戰的對象、合作的朋友，而不會當同志對待。韓練成是在抗戰期間主動與中共進行聯系的。起初，周恩來對他也是只有客氣而無信任。當韓練成主動提出要為中共服務時，周恩來則說：這樣做不利于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婉拒了韓的要求，并欲禮送韓出門了事。但是，戲劇性的情節在最后一刻發生了，臨送韓出門時，當周恩來在問話中，得知韓練成就是“韓圭璋”，即劉志丹生前曾告知過的中共在西北軍中的關系人時，周恩來的態度立馬為之一變，親切無比，一口一個“練成同志”了，并且指定李克農親自與韓保持聯系。韓練成的中共黨籍，當時沒有確定，這顯然是為韓的潛伏之安全考慮。所以一解放韓練成就順利加入了中共，并且有周恩來為之做證明人。周還對有關人員說：韓練成早就是共產黨員了，現在只是履行入黨手續。1955年授軍銜時，周恩來還親自找韓練成談話，半開玩笑說：如果按國民黨起義將領待遇，韓可授上將，按共產黨軍隊資歷，則只有中將銜啊！韓忙說，我要黨員，不要上將。結果，韓練成被授予解放軍中將銜。李茂堂的情況與韓練成類似。他之所以能以國民黨特務之身而重新加入中共，首先是因為有中共負責西北情報工作的領導人王超北的力挺。王與李原在上海就是黨內同事，王領導李，李被捕后的自首情況，王也知道一些。同時，王超北又是李克農的重要助手。作為國民黨中統局在陜西的頭頭，李茂堂重回中共隊伍，無疑對中共獲取更多國民黨的情報，是大有益處的。王超北、李克農，還有毛XX，在斗爭中都是很務實的人，不是書呆子。因此，李茂堂重入中共隊伍，比韓練成、郭汝瑰都要順利，解放前就解決了黨籍一事。郭汝瑰呢？雖然他早在1928年就加入了中共，但是，他的黨內同志卻都只是中共基層普通黨員，而且后來各奔東西都不知去向（其入黨介紹人袁鏡銘于1930年被國民黨殺害），也沒有人在黨內擔負重要職務，他本人也沒有與任何一個中共要人發生過關系。1945年5月，郭汝瑰雖然通過偶然遇到的老鄉任廉儒，二次見到了董必武，并向董提出了重回中共、去延安的請求，然而，董卻只要他繼續留在國民黨陣營內，對郭提出的恢復黨籍一事，不予作答，相反要郭經受考驗再說。估計，此時董必武的想法，就如同初次見到韓練成的周恩來一樣，不會全相信郭汝瑰的要求。所以，當郭汝瑰說何應欽將派他出任駐美軍事代表一事并請示董時，董必武便說：“我們不耽誤你的事業，你可以去美國，在美國再同我們聯系。”這樣看，董必武與郭汝瑰的關系，顯然難于達到同志的程度，仍只停留在統戰觀念之階段。后來負責與郭汝瑰進行聯系的任廉儒，看來級別不高，他的領導人是中共南方局負責情報工作的吳克堅。但是，像郭汝瑰這樣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在與中共情報人員的聯系中，除開始時見過董必武外，以后的四年，就只是與任廉儒打交道，而沒有任何一位中共高級干部來與他聯系，甚至連南方局的吳克堅，都從沒有出面來見見郭汝瑰。一樁送上門的巨大生意，公司負責接待經辦的，卻不是總經理、副總經理，甚至還不是部門經理，而只是公司授權有限的普通辦事員。這對送生意上門的人，顯然是不利的。因此，郭汝瑰的情報雖然可以到達中共高層，但中共首腦們，大概不會知道這個送出情報的國民黨中將，會是一個要求歸隊的前中共黨員。新中國成立后，陳賡大將曾對他的兒子陳知建說：“有一個國民黨的作戰廳長、兵團司令，其實是我們的人。”說的就是郭汝瑰。只是，不知陳賡大將是否知道，這個“我們的人”當時卻還不是共產黨員！曾秘密接待過郭汝瑰的董必武，是如何看待郭汝瑰的身份呢？顯然，他似乎始終并不以為郭汝瑰是中共歸隊人員，而是只視為與黨合作的朋友。不然，他就不會在新中國成立后，當郭汝瑰寫信請他幫助解決黨籍問題時，只回復說：“按黨章只有基層通過才能吸收（入黨）”，而沒有像周恩來在韓練成入黨時那樣旗幟鮮明地表態。顯然，董必武是沒有做他可以做的事。究竟是董必武一開始就將他認為是來歷不明的郭汝瑰，定位于統戰對象，還是董必武將郭汝瑰的關系，交給吳克堅辦理后，就沒有再過問郭的問題，從而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后不能明確地為郭的黨籍問題表態？對此，外人無法知道。解放戰爭四年中，負責與郭汝瑰聯系的任廉儒，雖然清楚地知道郭的功績，但郭作為國民黨中將，以前又曾是中共黨員，若沒有上級的態度，任也不可能解決郭汝瑰的入黨問題。不幸的是，任廉儒1953年因病去世，可以堅定證明郭汝瑰曾為中共冒死工作的人，一個都沒有了。雖說成千成萬的共產黨人，都是為了一個目標而奮斗，但是，在這個隊伍中，人與人常有的微妙關系，并沒有消失。雖然面對的都是黨內同志，但對一件事的態度與認識，在熟人、好友與陌生人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有時，這種微妙的區別，產生于起點時，對后來發生的事情，就有可能是千差萬別。如果，郭汝瑰不是國民黨中將，只是普通的國民黨軍官，可能很快就能重新入黨了。因為，普通人加入中共，只需基層黨組織即可批準。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失去了組織關系的共產黨人，后來重新加入中共的事例很多。或者，如果郭汝瑰一開始秘密聯系的中共人員，是像李克農那樣的情報機構重要負責人，即便對郭的過去不了解，那么，經過四年間一百多次大小情報的送出，李克農則完全可能會相信郭汝瑰是真心歸隊，也會早早認識到郭汝瑰的能量，而可能也會像極力支持李茂堂重新入黨那樣，力挺郭汝瑰解決黨籍問題。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時，命運使他找到的是這樣兩個人：一個是日后并不直接領導他工作的董必武，一個是他的老鄉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領導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報經歷，都無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級別太低，他的任何證言，也許都無法說服或達到有關部門。他去世之后，連證言也沒有了。也許，就是這種小小的原因，使一心一意投奔共產黨、為新中國的成立出了大力的郭汝瑰，竟長達三十多年，不得其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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