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蔣介石,日本,政敵打政敵,打蔣介石,不打日本文章提交者:xwx203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澤東的危機沒逃過一個人的眼睛,這就是張國燾。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逃離延安,不為別的,只為想把毛推下臺。張國燾在長征中與毛會師時,擁有雄兵八萬,毛只有殘兵一萬。但幾個月工夫,毛就成功地破壞了他的軍隊,搶先聯系上蘇聯,被莫斯科首肯為中共領袖。重逢時,張國燾是灰溜溜地來的,軍隊也只剩下一半。毛仍不放過他,因為他仍然是書記處書記,他的四萬軍隊仍然是毛的一倍。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打到外蒙古邊境去接收蘇聯武器時,毛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當先鋒,要在蔣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失敗后,紅四方面軍的兩萬一千八百人被隔在黃河彼岸,成為孤軍一支。這時莫斯科詢問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這一路長達一千五百公里,大部分是杏無人煙的沙漠,控制在極端反共、兇悍無情的穆斯林馬家軍手里。毛明知前景毫無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議,把這支孤軍派去。這就是“西路軍”。毛把這支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孤軍在沙漠里調來調去,向他們發出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指示,迫使他們打一場又一場的惡戰。指揮員徐向前說,給他們的任務是“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并大大超出應有限度”。西路軍最后實在無法支撐下去,要求返回延安,毛卻命令他們“就地堅持”,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更電令他們“奮斗到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滴血”。到三月中旬,張國燾手下的這支勁旅幾乎全軍覆沒。被俘的紅軍遭到殘忍殺害。甘肅西部的最后一場血戰下來,一千多人被活埋。活埋以前,俘虜們被集中起來照了相。從照片上看,他們還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什么命運。兩千名女戰士被強奸,被凌辱后殺害,被賣身為奴。兩萬多人中二只有四百來人在四月底掙扎到了新疆。蘇聯飛機運給他們武器、食物和香煙,另外每人一副碗筷。少數逃回陜北的西路軍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先生目擊一個當地干部這樣津津有味地“丑表功”:當四方面軍從甘肅被國民黨軍隊追得無路可走到達我們關中蘇區的時候,我們首先很客氣的接應他們,又舉行歡迎會招待他們,然后繳下他們的武器,就對他們說:“同志,你們辛苦了,調你們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騙到山溝里,把這些王八龜孫子的四方面軍都活埋了。活埋的時候,那才好玩呢。開始,我們笑嘻嘻地對他們說:“同志,把坑挖好了,我們要活埋國民黨軍隊了。”他們果真起勁的挖,一鍬一鍬的挖下去,抹抹臉上的汗珠,還笑著說:“再挖深一點,讓這些國民黨軍隊躺在里面舒服些。”我們也笑笑,挖好了,我們把他們一個個推進去,踢進去,起初他們還以為咱們開玩笑呢,等到我們提起鐵鍬填土的時候,才大聲呼叫:“同志,我們不是國民黨軍隊呀!”我們罵:“媽的,管你們是不是國民黨軍隊,老子要你死,你就死……”他正說得得意,聽的人憤怒了,大聲呵斥他:“同志,如果你們真的這么做,你們就錯了……你們太過火了,我相信這絕不是黨的命令。”講故事的人大聲反駁:“什么,不是黨的命令,是我們過火了?難道我個人和他們過不去。我那時是個支隊長,咱們團長要我們這么干的,團長說是高崗同志的命令,高崗同志當然又是奉的毛XX的命令。咱們只認得毛XX,毛XX叫咱干啥,咱就干啥。”西路軍一朝覆沒,毛XX就對在延安的張國燾下手,說西路軍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結果,在紅四方面軍干部面前批斗張國燾。毛企圖把張國燾趕出政治局,只是因為莫斯科不同意而沒有得逞。用張國燾后來的話說:他“受盡了折磨”,是“毛XX在后面掌舵”。毛的秘書把他攆出他的住宅,讓給毛住;他的警衛員被捕。一次,張國燾看見兒子在學校演戲時被派演“托派”張慕陶,“扮成奇形怪狀的漢奸樣子……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兒子,毛XX也正在那里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進去,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蠻、殘忍、禽獸不如。’”一九三八年春,忍無可忍的張國燾,抓住毛XX處境不妙的機會,要跟王明等人聯起手來倒毛。四月四日,作為陜甘寧邊區主席,他離開延安去附近的黃帝陵,跟國民黨官員一起祭陵。祭祀完畢,他鉆進一輛國民黨的汽車,到了西安,隨后前往武漢,去找在那里的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作為新四軍的負責人就在武漢附近。這是一個天賜良機,書記處中不贊成毛的五個人都不在延安,不在毛的控制之下。張國燾到底跟王明等人說了些什么,至今是中共的秘密。根據延安向莫斯科的報告,張國燾在武漢時“企圖分裂黨的團結”。可以肯定,張國燾力主馬上倒毛。但是他未能說動武漢三人,最可能的原因是,這三人認為莫斯科不會同意。張國燾是走投無路,只能鋌而走險。但王明正躊躇滿志,察覺不到毛其實只是外表服從。張國燾在武漢跟三人談了一星期,絕望后,他投奔了國民黨。他接著給留在延安的懷孕的妻子寫信,要她來武漢,把他們十二歲的孩子也帶出來。毛拖了兩個月,等到確定張國燾沒有造成什么危害,才放他們離開了。張國燾的妻子經過武漢時,周恩來要她轉告張國燾:“不要對黨做得太絕了。”張聽從了周的“規勸”。張國燾曾一度擔任中共軍事部部長,負責在國民黨軍隊里安插間諜,但他一個名字也沒透露。他的回憶錄千頁之長,但沒有泄漏多少內幕。可說他為國民黨是什么也沒干,國民黨對他非常失望。中共掌權后,他逃離大陸,后來托人帶信想送兒子進廣東中山醫學院學醫,中共爽快地同意了。一九七九年張國燾八十二歲時死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老人院里,死前一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張國燾投靠了國民黨,毛正好名正言順馬上將他開除出黨,并在他的舊部面前把他搞臭。據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給蔣介石的報告,駐在陜北邊上的忠實于張的紅四方面軍官兵不少對此“極表不滿”,他們秘密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被“全部包圍,隨即秘密悉數解決,當時被活埋者計達二百余人”。經過兩個月的考慮,莫斯科在六月份批準開除張國燾。這時,斯大林結束了在共產國際的清洗。毛的黑材料繼續存檔,十年后斯大林還會來翻閱它們。但眼下,毛XX被“解放”了。毛一得知這些消息,立即著手對付他的下一個政敵王明。毛此時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兩年前,跟莫斯科的電訊聯系剛恢復,毛就三番五次給莫斯科打電報,要王稼祥去蘇聯治傷,實際上是借此把王派到莫斯科去。王稼祥在王明回國后當上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六月,張國燾被扳倒,毛電召王稼祥返國,目的是帶回一句共產國際對他的地位表態的話。王離蘇之前去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提起黨內不團結,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話:有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XX為首的領導下解決”。毛利用這句話,消除了威脅,鞏固了地位——也改變了中共的抗戰政策。王稼祥八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電召王明等人回延安開中央全會,“聽取共產國際重要指示的傳達”。上一次中央全會還是長征以前開的。四年來,不知道有多少“共產國際重要指示”,毛從來沒有召開全會傳達過。當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臨時首都武漢遭日軍進攻的緊急時刻,毛XX卻要開大會,把中共領導從武漢,軍事將領從戰地統統召回,齊聚遠離抗日戰場的延安。王明質疑這種做法,建議要開會到武漢去開。毛強硬地宣布:“我就坐鎮清涼山,哪里也不去!”王稼祥打電報威脅王明說: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負責。王明只好在九月十五日來了。在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話,毛跟著就把在“七大”上以頭號人物作政治報告的身分,從王明那里奪了過來。王明沒有抵抗。中央全會二十九日在延安的大教堂召開。主席臺上的列寧像下,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話又重復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層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們的領袖。作為對王稼祥的報酬,毛給了他一連串的要職,包括軍委副主席。毛還為這個三十二歲的單身漢作媒,女方是三分顏色七分嬌媚的醫科畢業生,其父是毛早年的朋友。毛在給張聞天當了月老之后,又再拋紅繩,拴住又一個有用的人。毛喜歡做媒,也熟知人的心理,特別是性拘束的男人的心理。打倒王明的進程開始了。由于共產國際明令要團結,毛不敢當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擊。毛故技重施,把會議拖長,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離開,然后讓他缺席受“審”。當時蔣介石把戰時首都移到重慶,定好十月二十八日召開國民參政會,王明屆時將去參加。毛XX等的就是這一天。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共歷史上最長的中央全會,開了將近兩個月。在這期間,不僅武漢陷落,廣州被占,中共在敵后的根據地也受到大舉圍攻。電報緊急飛來:“此間情況甚緊,望彭德懷會畢速歸。”但毛扣住彭和其他軍事將領不放。為了拖時間,毛叫每個政治局委員都作了兩個大致相同的發言,一個在政治局,一個在全會上。他自己的政治報告拖了兩個星期才作,這兩個星期中與會者就在那里混時間。毛終于作報告了,內容既長,他上午又要睡覺,報告一作就是三天。十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對手都等不及了,先后離去:周恩來、項英、博古、王明。他們前腳走,毛后腳就攻擊他們,特別指責王明“聽蔣介石的話”,甚至把長征前蘇區肅反的帳也算在王明頭上,盡管王明那時人根本就不在蘇區。同時,毛著手改變中共的抗戰政策。當時日本侵略軍后方不僅有中共的隊伍,而且也有國民黨軍隊,同中共爭奪地盤。中共的政策迄今是避免打國民黨,統一戰線高于一切。在王明等人離開之前,毛滿口贊同這一政策,他作的政治報告稱蔣介石為“偉大的領袖”,要全民族“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紅色根據地都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領導之下” ,“全國必須是統一于中央的” ,“拿每一支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毛甚至宣告:“中華民族是站起來了!一百年來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壓迫的奴辱地位,是改變過來了。”  --  “中華民族是站起來了!”這句話跟他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中國成立時宣告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幾乎一樣。看來,照毛的話,中華民族并不是一九四九年才站起來的,而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八年的中國,用毛的話來說是“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下”。王明等人一轉背,毛就明確告訴中央全會,蔣介石始終是敵人。中共現在就要準備打倒蔣介石,武裝奪取政權,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張旗鼓地在敵后發展,必要時堅決打國民黨軍隊。這是毛在抗戰中第一次明確宣布蔣介石依然是頭號敵人,抗戰中可以打內戰。這是中共抗戰政策改變的轉折點。毛XX新的主要支持者是負責中共北方局的劉少奇。劉曾去過蘇俄兩次,一九二一年見到列寧,還跟列寧的親密朋友拉麗莎?瑞絲娜(LaisaReysner)有過一段風流韻事。劉是個有遠見的人,明白毛的主張是中共上臺的唯一希望。全會開完,毛就派他去新四軍活動的華中地區,控制項英率領的新四軍。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此時也看出,中共如果要發展,要在占領的地方待下去,不跟國民黨開戰不行。彭德懷站到了毛這一邊。總指揮朱德也贊同毛的戰略。毛還有個得力幫手是康生。在蘇聯時,康生曾是王明的副手,以緊跟王明著稱,剛到延安時還帶頭呼口號:“我們黨的天才的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但他很快看出毛XX的厲害遠在王明之上,轉而投靠毛。毛委派康做中共克格勃的頭子,自己的警衛員也由他一手挑選。正是康生為江青擔保,使毛得以堵住批評江的人的嘴。在毛、康之間,這是一條有力的紐帶。延安成了軟禁王明的地方。毛叫他在國民參政會結束后回來,任命他為統戰部部長。這好像是個重要職位,其實實權在毛的人手上。王明時常獨自在延安街頭踱步,低著頭,不發一言,表情若有所思,帶著幾分惆悵。毛不敢公開譴責他,因為他同莫斯科的關系很深。對一般干部來說,王明仍是中央領導。許多人對他有好感,記得他“演說的天才,待人接物的態度”。毛缺乏鼓舞人心的演說天分,擅長在眾目以外的少數人中運籌帷幄搞陰謀。他跟王明的明爭暗斗還遠沒了結。在毛為打內戰開綠燈之后,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后與國民黨爭奪地盤,屢占上風。到一九四零年一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六千人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在劉少奇領導下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一個個敵后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二千五百萬人口。中共已成長為一支擁有廣闊地盤的強大力量。在這時,抗戰兩年多了,從愛國激情中冷靜下來的中共領導們體會到毛XX的高明。一九四零年二月,彭德懷由衷地贊美毛說:中共“有了富于政治遠見,預見事變,并且善于處理事變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領袖”。周恩來也心悅誠服地歸順了毛。中共的壯大得益于毛。但毛還得小心不被斯大林怪罪。他隱瞞了跟國民黨軍隊的武裝沖突,只是在火并嚴重到無法掩飾時才向莫斯科報告,辯解說全是出于自衛,因為國民黨一心要把共產黨消滅光。毛知道怎樣取悅斯大林。一九三九年春,斯大林最喜歡的導演卡門到延安來拍電影,一進毛的門就看見一本斯大林的著作攤開放在書桌上。毛手捧斯大林的書,作凝神閱讀狀,讓卡門盡情地拍,特別突出封面上的斯大林像。酒會上他為斯大林祝酒,說他朝思暮想只想去一個地方:莫斯科,去見斯大林。在窯洞門口為卡門送別時,毛特地問他莫斯科在什么方向,然后在黑暗中朝那個方向默默佇立,深深地嘆息。卡門果真在文章里寫道:“毛談到斯大林同志的時候是多么充滿感情啊!”毛總是確保在莫斯科有人為他說話。常駐莫斯科的代表先有王稼祥,后有任弼時。六屆六中全會后,他加派使者,第一個是林彪,一九三八年底到蘇聯去治療槍傷。林彪受傷是因為他穿著一件繳獲的日本軍大衣,國民黨軍隊把他當成日本人了。林彪只帶去符合莫斯科精神的全會文件,向蘇聯人保證,毛是“中共可靠的,有決斷力的,有原則的領袖”。毛沒算準的是,林也實事求是地說了一些對他不利的話。林還說了別的人的壞話,說周恩來是“騙子”,朱德是“舊警察”,“不是自己人”。一九三九年六月,毛的大弟澤民也到蘇聯來“治病”,可蘇聯人注意到他一次也沒去醫院看過病。他的任務主要是打擊王明,報告莫斯科說王明是個“壞人”,干的壞事之一是在斯大林面前夸張紅軍的實力。這等于犯了欺君之罪。報告還說博古是“機會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土匪” ,跟早期湖南共產黨領導人李維漢二人都有“重大罪行”,應當排斥在一切領導崗位之外。毛的第三名使者是周恩來,九月十四日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他倒有病可看,前些時候從馬上摔下來折斷了右胳膊,沒接好,現在來做手術。周這時剛徹底完成了他的忠誠轉移,成了毛的忠實仆人。在莫斯科他孜孜不倦地強調毛的重要性,說中共中央認為毛“必須被選為總書記”。他向莫斯科保證中共的政策仍然是“抗戰高于一切”,仍然致力于統一戰線。他詳細報告了中共的發展:黨員是抗戰開始時的七倍,有四十九萬八千人,軍隊和地盤都大大擴展。他還夸張地說八路軍和日本人打了兩千六百八十九次大仗。李德跟周恩來同行到莫斯科。毛對他不放心,先下手為強,由澤民報告說李德的戰略戰術是“反革命的”。李德認為這是毛要置他于死地。他把周恩來叫作他的“主審宮”,因為周恩來火上加油,稱這個從前的親密同事是“中國革命的敵人”。毛XX愛說他的政敵“告洋狀”,但他們中還沒有誰像毛告他們那樣向莫斯科告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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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發公開電教導毛XX傅作義,毛XX,教導傅作義發公開電教導毛XX文章提交者:牧星人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大同集寧會戰中TG慘敗,傅作義本著教育的目的向毛XX發出了公開電。中央社察綏二十日電:傅長官作義致毛XX先生,希接受教訓,放下武器,參加政府,促進憲政,電文如下:延安毛XX先生,溯自去年日本投降,你們大舉進攻綏包,放出內戰第一槍,愚魯如我者,當時還以為這是你們一時的或一部份的沖動,決不會成為你們黨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電先生,作坦白懇切的呼吁。但一年來的慘痛事實,竟證明這是你們經過長期準備的計劃,并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而和平商談永無結果,而全面戰事乃日益擴大。最近由于你們背棄諾言,圍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決的努力、均告絕望之后,本戰區國軍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動,救援大同,但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僅僅在于解救大同之圍,解救大同二萬軍民。然你們相信武力萬能,調集了十七個旅,五十一個團之眾,企圖在集寧殲滅國軍,城郊野戰和慘烈巷戰,繼續達四晝夜,最后你們終于潰敗了。當你們潰退的前一天,延安廣播且已宣布本戰區國軍被你們完全包圍,完全擊潰,完全殲滅,但次日的事實,立刻給了一個無情的證明,證明被包圍被擊潰被殲滅的不是國軍,而是你們自夸所謂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賀龍所部、聶榮臻所部,以及張宗遜、陳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這是一軍事上的勝利,因為誠如你們所說,本戰區國軍武器最劣,人數最少,戰力最弱,而好戰心理更不如你們,雖然失敗,似乎是應該的。但我們沒有失敗,失敗的卻是你們,所以這不是一個軍事上的勝利,而必須稱之為人民意志上的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你們擺在戰場的尸體,至少在二萬人以上,我們流著眼淚,已經將他們掩埋了。你們在潰退途中,因恐怖國軍追擊,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著比比皆是,這是一幅如何悲慘的畫面,我不禁要問是誰殺死了他們。我按住心口問我自己,如果作戰是為了我個人的私欲,或一個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殺了他們,我是一個最大的罪人,我應該遭受天譴。如果他們是在你的錯誤指導之下逞兵猖亂禍國害民,那就是你殺死了他們,在夜闌人靜時,你應受到責備,受到全國人民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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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XX黨內崛起之謎毛XX,黨內毛XX黨內崛起之謎文章提交者:史官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毛XX黨內崛起之謎: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蔡和森,任弼時,劉少奇”,在3個階段對毛XX的決定性幫助第1階段:“蔡和森”把“一大CY”的毛XX在87會議帶入中央高層,第2階段:“任弼時”穩固毛XX的紅一方面軍的“幕后老大地位”并成功排擠掉“王明黨中央”第3階段:“劉少奇”在延安通過毛XX所說的“61叛徒”的釋放,加強自己的力量,整肅反毛左的其它黨政軍高干,終于使毛XX在“1945年中共7大”成為“合法的老大”---成為拿著蘇聯武器援助帶領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新中國的創始人”任弼時,共產黨黨內的最大潛伏者,如何把“毛XX”推向“神像”?看“任弼時”的“政治2、3事”“毛XX”在黨內的“一帆風順”,尤其在巨大逆境中的“一帆風順”,離不開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組織的幫助。“毛XX”黨內一步登天,1927成為“政治局候補”,源于8.7會議前,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組織的密謀策劃。于是任弼時,毛XX等無名小卒紛紛涌起--一步登天進入中共核心。黨史:任弼時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積極主張土地革命,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江西AB團富田事變中的任弼時:“毛XX”在江西蘇區以老3的地位,以AB團名義屠殺無數異己的紅軍和共產黨,能夠基本無事,源于潛伏黨內的新民學會組織的幫助,蔡和森,尤其任弼時。這個關鍵時刻KEY,任弼時是辦理此項冤案案子AB團的中共中央“欽差大臣”----“任弼時”,更是偏向(罪惡深重的沾滿無數無辜被害共產黨和紅軍鮮血的)毛XX。黨史:任弼時,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陜北,與陜北蘇區黨政軍領袖張國燾斗爭的任弼時:黨史:任弼時1935年11月與賀龍率紅二、紅六軍團長征,長征中堅定地擁護以毛XX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作斗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3:陜北,與“王明黨中央”斗爭的任弼時:“毛XX”在陜北拒絕蘇聯的抗日主張,消極抗日“1分抗日2分應付7分發展”,甚至敢于以“非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與流亡蘇聯返回的共產黨中央政府王明總書記抗衡、甚至在絕大多數中共中央委員如周恩來、項英等“團結在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的時候。這個關鍵時刻KEY,任弼時趁著王明在蘇聯的教父倒臺,顛倒中共抗日黑白,假傳蘇共圣旨陰毛推翻了“王明黨中央”,其實,斯大林根本不喜歡的遵義會議無視蘇聯意志擅自篡權的“毛XX毛左們”---稱之為“紅皮的白芯蘿卜”。黨史: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系統地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闡明以“毛XX”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國后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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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一具充滿風暴的靈魂陳獨秀,風暴,靈魂,充滿陳獨秀:一具充滿風暴的靈魂dr.bear發表于2010-05-1501:43:31心靈驛站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一八七九年十月出生于安徽,安慶、懷寧兩縣的縣界恰好從他老家的中間穿過,這也許注定了他是一個一出生便要將爭議帶入世間的人物。他出世幾個月,父親便死了。因此,他在《實庵自傳》里“第一件事”就說,“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民國十年,他在廣東開會。席間,陳炯明正二八經地問道:“外間說你組織什么‘討父團’,真有此事?”他一聽,哈哈大笑,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幼喪父”。當時在座的人或驚駭,或莫名地擠眼,以為這位赫赫有名的啟蒙將領又在故作驚人語。教育他長大的是家中的一個嚴厲的祖父,親戚本家稱其為“白胡爹爹”。據說厲害的程度遠近聞名,當地的孩子一哭,父母給他們吃糖喂奶都沒有用,可一說,“白胡爹爹來了”,哭聲立止,迅如斷電。等陳獨秀稍長,他發現這孩子雖有點小聰明,但頑劣異常,最令人氣惱的是,無論怎樣打他,他總不哭。有一天,他憤怒地指著陳獨秀的鼻子罵道:“這小東西,將來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真是家門不幸”。但說來也怪,這孩子用棒槌無法征服,可見母親在一旁流淚,他倒哭出來了。陳獨秀后來回憶說,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只怕婦人哭。至于祖父對我做強盜的預料顯然撲了空,我并沒有做強盜,而且生平最厭殺人。至于“玩劣”,這位祖父倒沒有說錯。他的家鄉直到現在,還流傳著一件陳獨秀小時侯“破除封建迷信”的故事。說陳氏家族里有一個“陰差”(閻王的差役),整天游手好閑,裝神弄鬼地騙人錢財。一天,來到陳獨秀家,大張開嘴打了一個哈欠,就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口中喃喃地說著胡話,大意是陳獨秀家的祖先沒有錢用,托他來要錢買些紙錢銀錠。雖然是“豐城土話”,但陳獨秀卻聽明白了,跑去叫了近鄰十多個孩子,從后門一涌而進,大聲喊道:“起火了,起火了”。這位陰差頓時就停止了“誦經”,一聲哈欠就還了陽。瞇著眼睛問,“是周家的老房子吧?我在下邊就聞到煙味了”,說完一溜煙就跑了。陳獨秀從小對學習八股文十分厭惡,可在母親的眼淚攻勢中,他參加了鄉試,后來竟得了個舉人,他說,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地鄙薄科舉。等清末廢除了科舉制,他就遠赴日本留學。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交往最多的是章士釗和蘇曼殊。他們三人同租一屋,一起學習讀書。有一次,三人斷了炊。陳與章在家等飯,叫蘇曼殊拿幾件衣服去當鋪換點錢買食吃。那知一直到半夜,陳章二人不耐饑寒,昏昏沉沉睡去,蘇曼殊卻不見蹤影。直到午夜,他才手捧一本書搖頭晃腦地念著回來了。他倆一骨碌爬起來,問:“吃的呢?”蘇說:“這本書我遍尋不得,今天在夜市上買來了”,陳獨秀喊叫道:“你不知道我倆正餓著肚子嗎?”連罵:“瘋和尚”,但蘇曼殊卻不生氣,說,“不要緊,起來看看這本書就不餓了。”三人遂披衣起床,閱讀至天明。后來章士釗當了段執政府的司法部長和教育總長,蘇曼殊則先習文藝,次作和尚,有時兼搞精神戀愛,陳獨秀諷其為“假僧人”。陳獨秀一生向往民主,追求平等人生,說他是機會主義者就是說他企圖用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他的獨立意識很強,非到萬不得已從不求人。他家本是大世家,但因戀愛問題同家庭斷交。有一次他到北京,路過他家開的一個大鋪子,掌柜一聽“小東家”來了,請他賞個面子,過去瞧瞧,誰知他卻袖子一甩,說,“鋪子不是我的”,揚長而去。對待兒子也是如此。五四前后,延年、喬年流落北京,在一家工廠干重活,后母憫其苦,請他給找個工作,他罵道:“婦人之仁,徒賊子弟”。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他任北大文科學長,延年、喬年來看老爸,但他們事先不被允許直接進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樣,也要各自準備一張名片,上書“拜訪陳獨秀先生”,下署名號方可。一時傳為美談,國人認為陳獨秀真是民主到了“家”。他在共產黨總書記任上時,延年任共青團書記,同臺出席黨的會議。會上陳獨秀稱其子為“延年同志”,延年則稱“獨秀同志”,有時為一個工作問題竟弄到父子拍桌,不相理會的程度。陳獨秀有一句名言:“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監獄與研究室是民主的搖籃。”他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他的諾言。他一生五入監獄,一次是辛亥革命中,一次是五四運動中,兩次是共產黨總書記任上,最后一次是為國民黨所拘。第五次被捕時,先生五十有五。在押他由滬赴寧的囚車上,他先是談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卻遲遲不下來,看守員大異之,催問之中,發現五四的總司令酣睡達旦、如居臥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說。他的話不是比喻,他的確把監獄當成了臥室。他晚年,得一女友潘蘭珍,陳在南京坐監時,潘送飯三年,一日不絕。據囚監難友濮德志回憶,說有一日,監獄長提問了濮,憤憤地對他說,“優待、優待,優待也有個界限,陳先生和那個姓潘的女士在監房里發生肉體關系,這事傳出去,豈不要我和他一樣坐牢嗎?”并婉轉陳辭,請濮轉告陳獨秀,“為看守的處境想一想嘛”,并說,“我本也崇拜陳獨秀的道德文章,可現在看來,他文章雖好,道德卻一般”,濮唯唯而退。監獄也是工作室。有一段笑話,說江蘇南通有一位姓程的先生是文字學家,因慕獨秀大名到監獄里來看他,兩人一見如故,互道欽佩,繼而交換著作,互相表揚對方“卓見異常”。可不一會兒卻面紅耳赤,拍桌指鼻,互斥淺陋。監獄長來了究其因,他們說,為了一個“父”字。陳說,“父”字明明是畫著一個人,以手執杖,指揮家人行事。程說,純屬扯淡,“父”字明明是捧著一盆火,教人炊飯。其認真執著如是。他在監獄教人文字學,他主張文字大眾化,由繁入簡,但不能突變,要漸變。寫別字也是漸變。如醫院里打針,大家都說打“殿”部,其實這個字是“臀”,應讀“豚”,但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說鼓吹革命,這個“吹”字應讀“Trai”,而不讀“吹”。現在大家都讀“吹”,但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傳革命也是吹,你再要讀Trai,那就是頑固。他希望人人都成倉頡。他在獄中給學生講詩歌。他說有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把一些口號寫入詩句,以為就是革命詩歌,其實是笑話。結果只能把詩寫成“屎”,自己還不知道。詩有詩的意境。必須給青年詩作者講美的意境。他說,他在蕪湖中學教國文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學作詩,文中有這么兩句:“屙屎撒尿解小手,關門掩戶闔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詩上打了一個橫x,批上“屎臭尿腥”四字,并加寫了兩句:“勸君莫作詩人夢,打開寒窗讓屎飛”。一九三二年十月,陳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當時國際名人如杜威、羅素、愛因斯坦等都致電蔣介石,請求釋放。最后推來推去,于次年四月,公開審理。罪名是“危害民國”。他卻在辯訴狀里說:“國者何?土地、主權、人民之總和也。以言土地,東三省之失于日本,豈獨秀之責耶?以言主權,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豈獨秀簽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張建立‘人民政府’,此殘民以逞之徒耶?若言反對政府即為危害民國……孫中山、黃興曾反對滿清和袁世凱,而后者曾斥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故認為反對政府即為叛國,則孫、黃二次叛國也……”這時旁聽席上發出一陣笑聲。審判長怕惹出是非,站起來說,“你不得有鼓動言辭,要上下一致,安定團結。”陳獨秀說:“剛才你說到團結,這是個好聽的名詞,不過我覺得騎馬者要和馬講團結,馬是不會贊成的,它會說你壓在我身上,你相當舒適,我要被你鞭打還要跑,跑得滿身大汗,你還嫌慢,這種團結,我敬謝不敏。”但不管他的辯訴多么有理,狀辭多么有華采,國民黨還是判他十三年有期徒刑,后減免。綜觀其一生,陳獨秀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狂熱鼓吹者,他的身上體現出一種沖決一切網羅的英雄氣概,在五四輩啟蒙思想家中,他屬于狂?派,是一具充滿風暴的靈魂。但盜火者被凍,普羅米修斯被困高加索峭巖。中國老百姓說,“虎落平川”者是也。晚年他僻居江津,靠當地鄉紳解困,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寓所。其時,他的院子里還剩了一大堆土豆,那是他和潘女士最后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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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撤運國庫黃金內幕──從官方機密檔案管窺管窺,金內,官方蔣介石撤運國庫黃金內幕──從官方機密檔案管窺發表于2009-01-1316:27:53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之交,國共內戰星火燎原,蔣介石惟恐京滬失守,在下野之前,即密令財政部與中央銀行,陸續將原存上海四行倉庫國庫黃金的主要部份,分批運送到尚未被戰火波及的臺灣,剩余之小部份金銀,則分散存于四川成都、浙江定海、廣州、廈門等地,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其實,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前后,國民黨軍隊尚控制長江以南地區,故而蔣介石將國庫黃金撤運到臺灣,并不意味著他已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之后,國共和談破裂,重要軍事據點守備失利,內戰兵燹一發不可收拾,國府在種種復雜因素下,眾癥并發,遂導致兵敗如山倒,敗退臺灣。從上海分批運送到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因緣際會,成為蔣介石「建設臺灣復興基地」俟機「反攻大陸」的資本。檢視國庫黃金運臺滄桑史頁,征諸官方源文件,國民黨當局搶運至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原本屬于全體大陸人民血汗結晶。當中,至少有一百零二萬千兩黃金,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年間,由國民政府當局撥用作為發行新臺幣的黃金準備,為建立臺灣新而穩定的金融體系打下堅實的根柢。剩余的國庫黃金,除了部份用作軍費和政府開支,更有一部份黃金被投入臺灣本地各項建設,成為國府厚植臺灣經濟實力的奠基石。蔣介石父子治臺三十九年間,臺灣由戰后廢墟躋身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奇跡舉世矚目,追本溯源,當年運臺黃金功不可沒。遺憾的是,現今臺灣島內許多人在不明史實的情況下,即憑先入為主的意識偏見妄加論斷,偏激份子甚至引據若干早期著作之斷簡殘篇,斷章取義,指鹿為馬,終致引喻失義,貽笑方家。早年受限第一手檔案缺乏,若干早期著作顯然并未詳考源文件(按:當年第一手檔案尚未解密),所根據者往往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甚至依據輾轉得來的道聽涂說,自然不免作出諸多明顯不符史實、混淆是非、厚誣前朝、罔顧史實的結論。如此,不僅史實永遠難以鉤沉,更將禍及后世子孫,識者豈可不慎哉?關于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前的國庫黃金運臺問題,有的人質疑說,國庫黃金在國共內戰中消耗的差不多了,根本沒運多少到臺灣,既然這批黃金早已泰半挪為軍費,打仗全用完了,故而和建設臺灣毫無關系;有的人甚至在無憑無據的狀況下,妄言誣指蔣介石私藏國庫黃金據為己有……諸如此類的浮言濫語,不勝枚舉。作者基于求真精神,特援引臺灣方面現存的官方文件,以第一手檔案材料,解開若干議論紛紜的謎團。首先,我們要了解的是,國府自大陸撤退的整個過程里,蔣介石密令之下,究竟總共搶運了多少國庫黃金到臺灣?根據國民黨政府的正式官方檔案記載(相關檔案數據,現均庋藏于臺灣臺北新店「國史館」、臺北國民黨黨史會等單位),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運送到臺灣的黃金,一共分為五批運送,總計運到臺灣的大陸時期國庫黃金共為兩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五批運送的時間和重量,分別是:第一批由上海運臺的黃金,啟運時間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有關方面從上海四行倉庫運走了二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點五零六純金市兩。負責運送這批黃金的,不是國民黨海軍軍艦,而是海關緝私艦「海星號」。第一批國庫黃金,是蔣介石以「總統」身份蔣介石,親自下令「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執行黃金南運政策。一個半月后,蔣介石即宣布下野,并返回浙江奉化故里。但是,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命令陸續搶運國庫黃金到臺灣。名義上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可謂「令不出總統府」,雖曾數度阻撓運金行動,始終鞭長莫及,力未有逮。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已經下臺兩個禮拜的蔣介石,又密令撤運國庫黃金。第二批共計從上海四行倉庫的國庫庫房中,運走了為數為五十五萬四千三百九十四點八九六純金市兩,目的地為臺灣。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上海解放前夕,在蔣介石密令之下,又運走了第三批的國庫黃金,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九點七四三純金市兩,直接被運送到臺灣存放。至此,上海國庫內之黃金已被搬運一空,前后三批黃金,全部運抵臺灣。除了大陸地區的國庫黃金,蔣介石并密令將原本存放在美國的黃金,分兩批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及八月卅日,先后運抵臺灣。八月二十二日的那批美國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二五四純金市兩,而八月卅日從美國運到臺灣的國庫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三五四純金市兩。最后,再加上一筆為數僅十一點五二六純金市兩的尾差兌入黃金。總計先后五批運送到臺灣的大陸國庫黃金,總共重達兩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試想,要把全中國的黃金從甲地運往乙地,縱令在承平時期已非易事,更遑論在兵荒馬亂,國民黨軍頻頻吃敗仗風聲鶴唳的關頭,海空交通隨時可能受戰火威脅,要越過海峽將國庫黃金運送到臺灣,尤其是一件高難度任務。從至今猶然保存的幾份函電,可以知悉財政主管官員臨危受命肩負起運送黃金任務后,不斷向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報告運送黃金的情況,以及官員們如何克服部份官員人心動搖的困難,軟硬兼施,在詭異險惡環境下,達成運金任務的過程。同時,吾人亦可從借著蔣介石和官員們的往來函電,交互印證三次運金的經過情形。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蔣介石下野之后一星期,剛交卸國府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的俞鴻鈞,拍發一則密電給蔣介石,電文如下:「奉化總統蔣鈞鑒:3906密(一)滬國行存金尚有八十二萬余兩,銀元二千六百萬元,以前因存兌金銀,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現在政策變更,無此需要,亟宜早日運出,免滋延誤,除密洽劉總裁迅辦外,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二)…。謹聞。職鴻鈞叩感印」俞鴻鈞這封密電透露了一個重要的玄機,是暗示蔣介石,國庫黃金運往臺灣的行動有生變的跡象,任務停滯不前。俞鴻鈞以意在言外的方式,告訴蔣介石有人不能遵從你搶運黃金的最高指示。這人是誰?俞鴻鈞不必明講,蔣介石心里明白,此人正是上任代理中央銀行總裁才八天的劉攻蕓(按:俞鴻鈞隨著蔣先生下臺之后,央行總裁一職即由劉攻蕓暫代)。所以,俞鴻鈞提及「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更點出了其中奧妙,換言之,俞鴻鈞隱約之間亦在抱怨,他已指揮不動劉攻蕓,若要劉攻蕓再次啟動運金計劃,只有您老先生親自出馬或者由蔣經國代表您去催促了。俞鴻鈞請蔣經國出馬的另一個原因,就在這封密電拍發前十八天,蔣經國銜父親蔣介石之命,從南京特地趕往上海,密晤俞鴻鈞、劉攻蕓,要俞、劉二人盡速搶運國庫黃金到臺灣去。蔣經國在自述《危急存亡之秋》里說:「今日(按: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父親派我趕至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無巧不成書,實際上早在俞鴻鈞這封密電到蔣介石手上的前一天(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蔣先生因關心撤運國庫黃金事宜,特地密召「中央信托局」局長林崇鏞,從南京趕來奉化溪口會晤。蔣先生與林祟鏞「商談中央銀行現金運送廈門辦法」(見蔣介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之日記),林崇鏞逐一匯報相關事宜,并數落劉攻蕓的諸多不是,蔣介石詢問林祟鏞,劉攻蕓態度究竟如何,林崇鏞即稱劉攻蕓「對此事進行,面有難色」。蔣介石即懷疑劉攻蕓態度生變,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那天的日記上,聲稱對劉攻蕓的「面有難色」感到「殊為駭異」,并浩嘆「世人能明理識義,始終如一者,誠難得也。」蔣先生言下之意劉攻蕓是兩面人,不夠「明理識義」。運送第二批黃金工作尚未就緒,中途又遇到劉攻蕓按兵不動,蔣介石擔憂黃金不能如期運離上海,煩心致使其輾轉反側。蔣介石的文書侍從整理他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上曾敘及:「昨夜十二時,公醒后思慮軍事經濟等問題,輾轉未能成眠蓋公身雖引退,而心懷邦國,仍難恝置也。晨起,即召郭懺總司令來商上海中央銀行現金移運安全地區之處置,并策定鞏固江防及守衛南京之方針。」其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劉攻蕓本身亦有旁人難以體會的難處,自從第一批國庫黃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號從上海運走之后,蔣介石下令二度展開撤運黃金行動時,蔣氏已是在野之身,劉攻蕓的頂頭上司已經換成了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蔣經國銜命從南京到上海宣達蔣介石的口諭,要俞鴻鈞著手趕運第二批國庫黃金,孰料不到兩個禮拜,蔣介石宣布下野,之后,俞鴻鈞也離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遭此巨變,劉攻蕓在俄頃之間代理總裁,周旋夾處于蔣介石、李宗仁之間,萬般為難,他到底是要落實蔣介石的運金命令?抑或是遵從李宗仁的口諭不準動用國庫存金?國民黨的體制是「以黨領政」,俞鴻鈞三番兩次「密洽劉總裁迅辦」,蔣經國屢屢掛長途電話給劉攻蕓催促,運用各種關系,更以國民黨總裁的命令強壓劉攻蕓,加之上海有「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以槍桿子就近「監管」,劉攻蕓就算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不聽命撤運黃金。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至八日間,經過俞鴻鈞、周宏濤三番兩次居間奔走,在蔣經國函電交馳,頻頻施壓之下,劉攻蕓被迫交出國庫鑰匙,承諾近日秘密運送第二批黃金。俞鴻鈞于二月三日發給蔣經國一通密電,電文稱:「溪口蔣教育長經國兄勛鑒:3906密,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擬于微日赴穗返里一行。賜示請飭寄穗央行收轉,并乞轉陳為禱。弟俞鴻鈞叩江印。」這的確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說服工作,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的《事略稿本》(系蔣介石的文書侍從根據蔣先生日記整理謄寫而成)上記載:「派周宏濤秘書赴上海,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蓋公以中央銀行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曾經指示財政金融主管人員,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以期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甚至…造成莫大之損失,但以若干主管人員對此不甚了解,延未施行,故公不得已再派周宏濤秘書赴上海,對主管當局切實說明,以期彼等能從速處理也。」劉攻蕓承蔣介石之命,開庫運金后,蔣介石的郎舅宋子文的電報中,猶再度提及劉攻蕓左右搖擺的態度。宋子文從香港發給蔣介石的密電上說:「溪口總統蔣鈞鑒:0111密,俞鴻鈞昨(七日)來港,擬謂攻蕓因環境關系,國庫金銀該員猶豫延遲甚久,鴻鈞臨走日,彼始決定以翌日起黃金逐漸空運,至白銀如何,似未肯定,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請注意。職宋子文」一九四八年十月前后,原本不可一世的孔宋家族,紛紛中箭落馬,星散海外,成為失意政客。宋子文掛著「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的虛銜,寓居香港,猶時時關切國是。宋子文發電報前兩天,第二批為數為五十五萬四千三百余兩黃金,悄悄從上海四行倉庫運往臺灣。周宏濤在上海多方游說勸解,總算說服了劉攻蕓在內的財經官員,順利把第二批黃金運往臺灣。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蔣介石的「起居注」《事略稿本》上寫著:「下午周宏濤秘書自上海歸來,謁公報告中央銀行所存現金已大部如期運往廈門臺灣,現存上海者,惟留黃金二十萬兩云。公得報為之一慰,蓋以此項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與國家命脈之所系,故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因一再叮囑財政金融主管當局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俾得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在此同時,蔣經國也在他的日記上寫道:「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于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份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共,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為什么劉攻蕓這位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博士,遲遲不愿意繼續啟運國庫黃金?自然與李宗仁的態度有關。第二批國庫黃金于二月七日從上海運往臺灣,李宗仁事后聞訊,曾經對劉攻蕓大發雷霆。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李宗仁給劉攻蕓一道書面命令,不準再運走一兩的金子,否則惟劉攻蕓是問。盛怒之下,李宗仁并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前后,向蔣介石提出請求,要他把廈門、臺灣國庫黃金運還上海。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甚且發動「立法委員」要求蔣介石將運到臺灣、廈門的黃金悉數運回。蔣介石自然不可能答應李氏的要求,蔣經國在日記上痛批李宗仁:「…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可痛!」。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進入南京前夕,李宗仁搭飛機奔回廣西老家。如今既然南京已經落入共軍手中,上海勢必即將成為共軍第二個戰略目標。就在這敏感時刻,遠在美國的宋美齡(宋美齡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去美國求援為借口,低調赴美)在四月二十七日,來了一封加急密電,要蔣介石立即將中央銀行總行撤離上海。電報上說:「介兄親鑒:頃聞紐約財政監理官通知紐約中國銀行,因上海時局緊張,中行總行仍在上海,恐發生不幸事故,累及紐行,故有取銷營業執照凍結款項之意,此事關系重要,祈即令總行遷移,宋董事長離滬,免為敵方操縱利用。并令總行通知紐行,以便轉機為要。妹美。」四個月以后,國民黨當局為了支撐內戰形成的金融危局,分兩次從美國撤運庫存黃金到臺灣。第一次從美國運臺的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二五四純金市兩,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八二十二日;第二次的美國庫存黃金,是在一周后,亦即八月三十號,運到臺灣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三五四純金市兩。所以,按照國民黨當局的官方數字顯示,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前后五批運往臺灣的中國國庫黃金,總計有二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這尚不包括外幣、白銀、珠寶與其它國有珍貴資產。為了重建臺灣的金融秩序,改革臺灣金融市場,發行新臺幣,根據官方數據顯示,國民黨當局從中國國庫黃金當中,至少前后三次,從國庫抽調一百零二萬六千兩黃金,作為新臺幣的發行準備。目前有案可查者,國庫將這一百多萬兩黃金撥給「臺灣銀行」的時間點,分別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八十萬純金市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撥付的十萬純金市兩,一九五0年元月二十日撥付「臺灣銀行」借用的十二萬六千純金市兩。(以上資料,均來自「中央銀行總裁」徐堪,給蔣介石作的書面報告)一九四九迄至一九八0年代的臺灣經濟奇跡,得來洵非偶然。被撥用作為新臺幣發行準備金的一百零二萬六千兩黃金,占了運臺黃金的總量的三分之一強,這一百余萬兩黃金,點點滴滴都是戰爭年代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臺灣日后能從戰后的貧瘠,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工商不振的谷底,逐漸朝向復興之路邁進,并且在一九七0年代晚期、一九八0年代初期,昂首闊步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國府經濟政策成功固然是重要因素,早先從大陸運臺的國庫黃金,奠基之功尤其不可堙沒,文獻斑斑可考,豈容無知之徒眾口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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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XX最反對流寇,贊賞黃巢精神反對黃巢道路黃巢,毛XX,流寇,道路,精神毛XX最反對流寇,贊賞黃巢精神反對黃巢道路2010年05月07日10:48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馬駿:毛XX最反對流寇,贊賞黃巢精神反對黃巢道路--中國共產黨新聞【字號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區網摘手機點評糾錯E-mail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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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民黨歷史人物"功"應肯定"過"不能翻案國民黨,歷史人物,翻案對于國民黨歷史人物"功"應肯定"過"不能翻案2010年05月07日09:17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石仲泉:對于國民黨歷史人物"功"應肯定"過"不能翻案--中國共產黨新聞【字號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區網摘手機點評糾錯E-mail推薦: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5月7日電 (記者王新玲)今日上午8:30,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毛XX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石仲泉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客觀看待歷史與歷史人物為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并回答網友提問。對于國民黨的部分歷史人物在我們的教科書中是否要重新評價?石仲泉表示功是功,過是過,積極的要肯定,錯誤的不能翻案。石仲泉指出,對國民黨歷史人物,實事求是的講,在改革開放以前相當一段時間,我們對一些問題的評價是有些偏頗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注意了這個問題,如抗日戰爭,過去對正面戰場很少講,現在講抗日戰爭,把正面戰場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抗日戰爭取得勝利,沒有正面戰場,沒有兩個戰場的配合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所以這點上,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些國民黨抗戰將軍我們也是充分肯定的。對于國民黨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蔣介石,我們現在對他積極抗戰也是肯定的,但他是個兩面性的人物,既有積極推進歷史發展、推進國家統一的方面,同時對共產黨又有反共這一方面,所以這些都要辯證的看,不要看到他有功,就否定他對共產黨的圍剿政策,包括后來抗戰勝利后想消滅共產黨,這些錯誤的做法都不能翻案。發動三年內戰是絕對錯誤的,是違背歷史潮流,所以不得人心,垮臺了。功是功,過是過,積極的要肯定,錯誤的不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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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與認識國情國情,精神,認識五四精神與認識國情李強2010年05月05日10:34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五四精神與認識國情--中國共產黨新聞年五四青年節前夕,胡錦濤總書記給中國農業大學師生回信,對大學生到艱苦地方和基層一線去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勉勵大學生們在實踐中建功立業,書寫美好的人生。青年選擇什么樣的人生道路,向來與國運緊密相連。1919年2月,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前夕,李大釗在《晨報》發表《青年與農村》一文,提出“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而在結尾,他更是發出“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的呼喚。這篇文章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的選擇,他們用實際行動響應李大釗的號召,走上了“與勞工階級聯合”的道路,而這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從五四運動那里繼承的一筆寶貴思想遺產,深刻地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歷史進程。無獨有偶,五四運動之后,學生領袖傅斯年經過深刻思考,寫下“社會是個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這一席話,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振聾發聵的力量。如果說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那么,將愛國主義轉化為實際行動的必要條件,便是對國情的深刻認識。五四一代學人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證明:唯有真切了解國情,實現“改造自己”,才能把握報國的方向,實現人生的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錦濤總書記給中國農業大學師生的回信,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這種俯下身去、貼近大地的理念的一種重申。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而在改革開放之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多數并沒有上一輩那么曲折的人生閱歷,這固然是幸福的成長經歷,卻也難免有所欠缺。面對校園之外的大社會,一些滿懷壯志雄心的青年常常感到迷惘,甚至找不到奮斗的方向,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于國情的陌生。就在去年,胡錦濤總書記在與中國農大師生座談時曾指出,希望大學生把深入實踐作為成長成才的必由之路,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路。對青年學生來說,基層一線是了解國情、增長本領的最好課堂,只有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才能加深對社會的認識,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才能將自己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植根于深厚的土壤,在實踐中創造人生的價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在新的時代要求和就業形勢下,各級黨委政府、全社會都應當鼓勵和支持年輕人深入基層鍛煉,將其作為人生不可或缺的經歷,形成良好的氛圍。對于那些選擇了基層的年輕人,要給予他們極大的關心和愛護,為他們的鍛煉成長提供良好的環境,讓他們能夠切實體會到選擇基層對于人生發展的重要意義,并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求真務實、崇尚實干的勃然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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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和蕭紅什么關系?保持距離心靈相互抵達魯迅,蕭紅,距離,關系,心靈魯迅和蕭紅什么關系?保持距離心靈相互抵達2010年03月31日09:20來源:《廣州日報》魯迅和蕭紅什么關系?保持距離心靈相互抵達--中國共產黨新聞【字號大中小】打印留言社區網摘手機點評糾錯E-mail推薦:蕭紅在民國女作家里,長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見得最好,卻在史上留下一筆,這與魯迅的直接幫助是分不開的。魯迅與蕭紅是師生關系,有人卻反對,說魯迅暗戀蕭紅。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戀,何以那般推薦蕭紅的作品,還毫不吝嗇地贊美蕭紅,稱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我對魯迅的理解是,他對蕭紅僅止于喜歡,但還未至于暗戀。在情感上,魯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辦,他不喜歡,一輩子都對她很冷淡。許廣平成為魯迅的夫人,也很費了些周折。兩人都同居了,魯迅對外界還避嫌著他們的關系,稱許廣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見許廣平,他就對人說,許廣平是來幫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讓友人陪睡。仿佛這樣才能表示他們的清白。對于蕭紅,魯迅有必要暗戀嗎?但可以說,如果沒有魯迅幫助,就沒有蕭紅的成名。魯迅起先也很怠慢蕭紅。蕭紅不美,那時也還看不出什么才華,很普通的一個女人,但是性格特別好。在與魯迅通信不久,她就對魯迅發出了抗議書,不許魯迅在信里稱呼她為女士。這種近于孩子撒嬌的抗議改變了兩人之間拘謹的關系。魯迅在回信里也開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議,但叫我怎么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罷。”在婚后,許廣平不但成了魯迅事業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侶。但顯然,他們之間缺失了一些情調。許廣平對魯迅好得無可挑剔,但瑣碎的生活讓許廣平不能分身,只是魯迅的精神需求卻不能因此停止。魯迅不說,但愈是不說,心內愈壓抑。除了把心內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紅顏知己的。蕭紅的闖入,無疑給魯迅幽閉的心打開一扇窗戶。蕭紅年輕單純,又已婚。這樣,魯迅與其交往沒有負擔,也不用擔心別人說閑話。蕭紅仰慕魯迅,她對魯迅的感情遠遠要大于魯迅對她的感情。蕭紅是魯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時還在魯迅家聊天;能在魯迅家與許廣平一起包餃子。她對魯迅的私人生活極為稔熟,她寫的關于魯迅先生的回憶文字都洋洋萬言。蕭紅仗著自己比魯迅小,在他面前,常會流露出小女人的嬌縱。魯迅也是高興見到蕭紅的。有時也把她送到大門外,怕她不認得路,就把附近的標志和門牌號指給她。魯迅和蕭紅是啥關系?說魯迅對蕭紅沒有一點感情,也不大可能。但這是什么樣的感情呢?應該是縱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摻雜任何欲望的。保持一定距離,心靈又相互抵達。(葉細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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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接濟過紅軍多少錢?張學良,紅軍,接濟張學良接濟過紅軍多少錢?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曾大量接濟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軍需物資和槍支彈藥等,此問題的有關細節散見于一些著述、回憶文章中,目前尚無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試就此進行初步梳理,還原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需要說明的是,“接濟”是20世紀30年代末的用語,意指籌借或給予。接濟的內容,包括經費、軍需物資(槍支、彈藥、被服布匹、藥品器械、無線電臺配件、地圖等)和生活必需品等。1935年長征結束到達陜北的紅軍,面臨給養保障的大難題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陜甘支隊長征到達陜北后,雖不致再奔波勞頓,但依然沒有解決因物質匱乏而造成的生存問題。紅軍不僅軍事裝備、錢款均缺,連基本生活保障都成問題。這一現實情況,從1934年與1936年的紅軍供給標準變化可以看出:大部分同一項目的標準,1936年僅為1934年的1/2,甚至1/3或1/10;一些項目干脆取消,或歸并到其他項目中,如教育費、零花費用等。同一項目所含內容,1936年相比1934年大多較粗,沒有“具體”。相反,一些體現等級性、福利性的項目卻明顯細化,如撫恤費、技術人員津貼等,這顯然是迫于安撫軍心、延攬人才的需要。1935年12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先后頒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傷病員幾項費用標準的通令》(1935年12月5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辦公費、津貼費之規定的命令》(1935年12月17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各項費用之規定的訓令》(1935年12月27日)等三個命令。從三個命令對比中不難看出,除方面軍級、軍團級辦公費有一定提高外,其他各項費用均調低,規定也越來越細,明顯是為了適應給養窘迫的現狀。造成陜北紅軍物質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客觀環境因素。無論是長征結束的紅軍,還是長征中的紅二、四方面軍,所處的陜甘、川康地區均為經濟落后地區,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對大規模軍隊的供給相當困難。其二,國民黨軍在軍事、經濟上的封鎖。其三,供需人員比例失調。陜甘蘇區人口40萬余人,紅二、四方面軍未到時,中共中央及紅一方面軍約3萬人,供需比例為13?1。而紅二、四方面軍長征結束到達陜甘后,這一比例幾近5?1!嚴重失調的比例關系,不能不引起給養困難。供需矛盾下,蘇區所能挖掘的供給潛力非常有限,往往籌款數月一無所獲,甚至連采辦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紙票,而紙票則因無紙,趕印不及。為消除物質困難,中共中央自率紅一方面軍主力穩定于陜甘后,通過不斷發布電文、頒布訓令等,壓縮開支,厲行節約。節流的同時,則不斷加強籌糧籌款,以至“某地有土豪糧食百余石”事,都要報毛XX、周恩來等統籌處理。與此同時,“出于后勤考慮”,因“根據地地域不大,物產不豐,后勤補給困難”,為“解決軍隊的物質基礎”,拓展生存空間,紅軍遂發起東征和西征。紅軍向東北軍提出“經濟通商”,張學良轉贈中共中央1萬元,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紅軍東征之際,中共中央積極尋求與周邊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聯絡。在對立狀態下,聯絡工作伊始,中共并沒指望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直接援助,而是提出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同的“曲線”方案——“經濟通商”,以互惠方式打破周邊國民黨軍隊的經濟封鎖,緩解給養保障困難。在此背景下,中共與張學良部東北軍的聯絡工作全面展開。1936年1月,被紅軍釋放的國民黨軍東北軍第一○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架起了中共與東北軍聯絡的橋梁。1月16日,高福源重回瓦窯堡,附帶有張學良送的2頭毛驢馱運的罐頭、水果和食品等,同時也帶來了請紅軍派人面談的要求。19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抵達洛川,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進行接觸。出于對張學良的期望及其實力的判斷,也出于對蘇聯援助紅軍的信心,毛XX于1月20日致電李克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我方愿與東北軍聯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暗示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蔣誠意,國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此電的核心是聯合張學良抗日反蔣。電文中,毛XX以“軍餉、械彈”相許,完全是出于對蘇聯軍援的高度預計。此后的發展說明,這對張學良堅定聯共思想的影響是存在的——張學良看重的不僅僅是蘇聯實實在在的軍餉、械彈,更在于中共是聯系蘇聯的橋梁,而蘇聯則是中國抗日的戰略后方。以此為基礎,誠意抗日的張學良在對蘇聯的期望之下,不計較彼此,反倒是非常慷慨地接濟渴望著蘇聯軍援卻從未得到的中共和紅軍。1月20日晚,張學良趕到洛川與李克農會晤。李克農提出“休戰”、“經濟通商”事項,張學良均示贊同,議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圍內恢復經濟通商”。會談后,張學良還經李克農轉贈給中共中央1萬元,從此開啟了接濟中共和紅軍的大門。此時的張學良之所以會如此迫切地希望與紅軍停戰,一方面是他背負國恨家仇,討厭內戰,希望抗日。另一方面,蔣介石安排東北軍“圍剿”紅軍,意在既削弱紅軍,也削弱東北軍。1935年秋,東北軍與紅軍作戰以來,先后有勞山失利、直羅鎮慘敗。短短不到2個月,東北軍部隊損失慘重,而蔣介石非但不予補充,反而取消了東北軍2個師的番號。時任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參謀處代處長的佟鐵肩回憶,會晤后,李克農還與王以哲口頭議定:一、東北軍與中共紅軍雙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紅軍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兩側各撤出5華里以外,并保證公路交通和東北軍駐軍補給運輸的安全;三、東北軍同意補給中共紅軍一部分藥品、醫療器材、通信器材和彈藥等軍用物資,由洛川六十七軍和一○五師倉庫運至膚施(今延安)轉交中共中央。達成這一協議,完全基于雙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紅軍包圍的部隊得到補給,中共希望獲得一些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材、通信器材等。毛XX等關注更大范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張學良開始暗中接濟紅軍1936年2月上旬,高福源電告彭德懷,張學良將于當月15日由南京回西安,希望李克農再去洛川會談。2月10日,周恩來交代李克農赴洛川準備同張學良談判。行前,周恩來向李克農交代了兩個重要問題,即“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力爭談成”。顯然,紅軍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共識后,中共在實現大的合作戰略之前,更急于實現“經濟通商”,緩解紅軍給養困難。2月25日午夜,李克農、錢之光等冒雪趕抵洛川,因張學良有事未到,遂先同王以哲會談。雙方以1月的會談為基礎,很快于28日達成局部停戰的口頭協議,約定:凡甘泉、膚施城周圍20里內,東北軍得自由出城采辦糧食,但不得攜帶武器,對蘇區民眾不得強買強賣。如蘇區民眾需至白區采購日用品時,駐城之東北軍應給予方便。為避外人耳目,駐鄜縣之東北軍應予形式上的檢查。入城后,蘇區民眾亦不得有侵犯或破壞東北軍的行為。據參與會談的錢之光回憶:當時通商問題是雙方都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就先從通商問題談起。在東北軍方面有許多問題急需解決,因為我們到達陜北后,接連打了幾個勝仗,解放了許多地方,好些農村成了革命根據地。有些地方也是我們經常活動的游擊區。六十七軍的部分軍隊,幾個月來被困在城里,買不到糧食和柴火。好些東西靠飛機空投接濟,但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駐軍的需要。信件投遞更談不上。加上部隊長時間得不到換防,軍需裝備不好解決。所以他們希望停止內戰,互不侵犯,相互通商。當時紅軍也有些困難需要解決。如軍需、武器彈藥、醫療器械、藥品以及一些必要的電信、文化設備都很缺乏。同時,陜北地廣人稀,土地貧瘠,再加上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人民生活極端困難,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不但要解決軍隊自身的給養,還要解決人民生活疾苦的問題。因此,通過會談,打破封鎖,也是紅軍在這次會談中要解決的重要任務之一。2月29日,毛XX、彭德懷電示李克農,補充雙方達成的口頭協定:(甲)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對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陜甘邊蘇區及關中區);(乙)鄜甘膚交通可即恢復來往,使糧服運輸及經濟通商,攜帶武器與否不必拘束;(丙)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憑價購買,為便利膚甘友軍起見,轉飭當地蘇維埃發動群眾運送柴糧等物進城,恢復尋常關系;(丁)恢復紅白兩區通商關系,紅軍采買貨物經過鄜縣洛川等者,東北軍有保護之責,東北軍入蘇區辦貨者,紅軍有保護之責。相比原口頭協議,毛XX等關注的是更大范圍內的互不侵犯與通商互濟。3月3日,毛XX、彭德懷致電李克農,要求李克農在面見張學良時,轉達紅軍在東征中取得的階段性勝利,并“請向王軍長詢問有無河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四省十萬分之一或其他軍用圖,如有,要求贈送二三份,為河北一帶與日帝作戰之準備”。李克農據此向王以哲提出了相應的希望。不久,王以哲派人搜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報紙、雜志,連同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等省的軍用地圖,贈給紅軍。與此相應,紅軍應王以哲的要求,幫助其駐膚施部隊解決糧、草、鹽等困難,允許駐甘泉部隊換防。3月4日,中共中央電令李克農介紹蘇區政府貿易總局局長錢之光接洽王以哲部軍需處長,獲取關照,赴西安采購“目前辦貨最急西藥、布匹”。6日,李克農和張學良會談結束后的第二天,經王以哲精心安排,錢之光改扮成六十七軍軍官,在六十七軍一名副官隨行下赴西安采辦貨物。抵西安后,錢之光住在副官宿舍里,不輕易上街;需買的東西開出單子,交給副官去辦理;買貨的錢不夠,由副官長兼六十七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宋學禮墊付;一些貨西安沒有,由副官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訂貨。錢之光在西安住了2個多月,采辦了石印機(印紙票用)、無線電器材、烈性炸藥、貴重藥品、高級紙張等,再經王以哲安排汽車運到洛川軍部,然后調集20多匹牲口,連人帶貨送到與蘇區交界處。以此方式,王以哲后曾派人掩護紅軍采購員,穿著六十七軍軍裝到西安采購西藥、布匹等奇缺物資,體現出相當的誠意。3月4日和5日,張聞天、毛XX、彭德懷將關于與王以哲訂立口頭協議等問題電告各方,通告口頭協議于3月5日執行,并要求遵照執行,給予六十七軍以糧柴之便利。對六十七軍人員通過馬路者,表示好意與歡迎,入蘇區辦貨者加以保護,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系,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訂立抗日討賣國賊協議之目的。3月4日,張學良駕機飛到洛川與李克農談判。在持續至5日凌晨的會談中,雙方有共識,也有爭論,但均以誠摯坦白之心態,氣氛相當融洽。李克農根據中共瓦窯堡會議精神對張學良的種種疑問予以解釋,同時轉告了東征紅軍的戰果,再次提及對作戰地圖的需求。張學良對軍用地圖之事表示可以相助,希望中共派全權代表毛XX或周恩來與他進一步談判。3月16日,李克農趕到石樓向毛XX等匯報。中共中央判定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有誠意,決定以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膚施與張學良談判。同日,毛XX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上述決定通知他和張學良,并對他贈送圖書表示感謝。1936年4月,中共中央與張學良部東北軍達成了初步的合作協議。從協議內容可以看出,停戰前提下的“經濟通商”均為歷次會談的核心內容。一定意義上講,“經濟通商”不僅成為中共從蘇區外獲取物資給養保障的變通方式,同時也增強了與東北軍的信任——畢竟是“通商互濟”,被紅軍圍困的東北軍同樣需要。正是在此過程中,張學良部已開始暗中接濟中共領導的紅軍,盡管這些接濟還是有條件的、少量的。周恩來和張學良在洛川實現會談。張學良不斷為紅軍提供彈藥和經費4月9日夜,周恩來與張學良在洛川實現了歷史性會晤。就聯蘇抗日問題,張學良非常盼望能獲得蘇聯的援助與支持,關切蘇聯是否真心援助中國。周恩來予以肯定回答。在約定經濟通商的基礎上,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共和紅軍目前給養困難,請張學良幫助采購無線電器材、醫藥衛生器材等。張學良應允:普通購物由紅軍在其防地設店自購,無線電、藥品代為辦理,并可送彈藥。關于具體的彈藥補充數額,時任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的呂偉績(曾任張學良將軍侍衛官)說:“張學良將軍與周恩來副主席在膚施秘約協議,張給紅軍補充彈藥總數為1100萬發,由東北軍一二九師及一○八師師長張文清和騎兵軍軍長何柱國部分別補給”,并絕對保密。呂作為承辦人,雖沒有參加膚施會談,但所言應當具有一定的可信性。記錄這一回憶的李鐵醒也這樣認為:“我們東北軍第一二九師駐延安第三十八團少將軍需王德環是代表我方的直接聯絡負責人。因此項秘密補給工作絕對保密,我東北軍一二九師政治部就是監視我們部隊行動的。萬一戲法變漏了,不但個人有殺身之禍,東北軍全局也都輸掉了。由于呂偉績擔任東北軍一二九師代理處長,秘密給紅軍補給步機槍彈和軍用物資等的事實是可信的。”同時,張學良表示:我方庫存軍用物資已調入陜西,包括紅軍在內,兩三年也用不完,這事我完全負責。張學良還對周恩來講:我有一大筆私款可作抗日軍費。4月10日清晨4時,張學良送周恩來一本《申報》60年紀念印制出版的中國第一本精確的等高投影設色按經緯度編繪的全國地圖作為留念。他同時以私人名義出資,當場向中共捐贈2萬塊大洋。據時任張學良部糧秣處長的張政枋回憶,有此項支出。另有一說:張學良送給中共5萬塊大洋,不是2萬塊。筆者2004年10月訪沈陽張氏大帥府原館長楊景華時,他說:1994年7月20日楊尚昆到我館參觀時回憶,當年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會談后,張學良問周恩來,貴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巧妙地伸出5個手指頭,答說,共有5個軍。張學良又問:貴黨有幾位中央領導人?周恩來答,有五位(指張聞天、毛XX、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張學良聽后講,那我就送點生活費給五位領導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張學良派自己的糧秣處長張政枋用2輛汽車,將5萬銀圓,分裝在23個麻口鐵桶中,送給紅軍。我就是這批銀圓的接收者。當時打開桶,看到里面是全新的銀圓時,流出了眼淚,感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后來,張學良沒少接濟紅軍物資,這些接濟的物資一直由張政枋等人運送,時間截至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變前夕。楊尚昆曾任東征軍的政治部主任及后來抗大政治部主任、前敵總指揮部主任、軍委政治部副主任等職,其回憶應當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只是年代久遠,當中不免時間上張冠李戴。但至少5萬銀圓事,被其他史料佐證過。筆者以為,周、張膚施會談后即送5萬銀圓不太可信。對證后來張學良曾專門送過中共5萬銀圓,也許楊尚昆所憶當是此次。需要說明的是,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中,并沒有記錄上述內容。此次會談后,張學良又送中共20萬法幣。相比消耗紅軍相當大精力、歷時75天的東征所得——擴紅8000人、籌款30萬元,再考慮到當時中共和紅軍的給養窘境,2萬塊大洋和20萬元法幣對于中共來講無疑是雪中送炭!張學良如此大方,與他的思想和處境不無關系。其一,張學良與中共有著共同的時局理念——抗日,這是身負國恨家仇的張學良的信念。其二,張學良看重與中共聯系的蘇聯。張學良認為,中國抗日需要大量的軍事物資援助,而聯絡著蘇聯的中共是獲取蘇聯軍事援助的關鍵。特別是當張學良此前不久獲知南京中央政府正通過董健吾等秘密接洽中共后,更深知聯絡中共和紅軍乃是大勢,不是一時之利。因此,張學良接濟中共,既是想真誠地幫助暫處困難中的中共和紅軍,同時也是從長遠的聯共抗日打算,絕不是一時沖動討中共歡喜,否則就不會在此后源源不斷地接濟中共和紅軍。周恩來和張學良洛川會談對于給養困難的中共和紅軍而言,收獲驚人,也頗意外。為驗證張學良承諾的“送彈藥”之誠意,4月14日,毛XX與彭德懷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出,立即設法去西安購買3000支步槍、60萬發子彈及各種無線電器材、兵工廠器材和中西藥材。“關于軍用品購買須有一專門組織,有專門負責人去洛川或西安,與王或張專門接洽此事。張、王是否真有誠意與決心,以其對此事之態度為證。”事后證明,張學良很真誠,中共的諸多要求均得到滿足。隨著經費的日漸拮據,中共為立足與發展,當然會日益倚重真誠合作且慷慨大方、存有家底的張學良。4月22日,周恩來應約派劉鼎到張學良身邊工作。劉鼎成為在張學良處為紅軍經常接洽東北軍援助物資事宜的主要負責人。為此,他還專門購置了一輛大轎車,建立起通往蘇區的交通線,將大量援助物資運回蘇區。同時還聯系上海,購買在西安采辦不到的醫藥器材和藥品等急需物資。洛川會談后不久,中共中央還派朱理治駐西安張學良處負責聯絡工作,同時派劉向三接替李克農駐洛川王以哲處負責聯絡工作。為了保密,王以哲稱劉向三為同學。其間,王以哲知道紅軍生活困難,槍支彈藥缺乏,經常援助。有一次,他把親信、軍械處長范長庚找去,讓范長庚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槍用汽車送給紅軍。不久,范長庚又從膚施的軍械庫中提取賬外的70萬發子彈給紅軍,劉向三聯系了20多匹騾子,運送了兩次才全部運到蘇區。類似的事還有多次,范長庚經常把清理前方倉庫后多余的賬外物資交給紅軍。一天,王以哲還派人給劉向三送去一個大麻包,紅漆大印加封,內有法幣10萬元,讓他送回蘇區。除直接撥給紅軍物資彈藥、經費外,王以哲還為紅軍代買一些物資。一次,第一二九師趁向駐膚施第三十八團補給軍糧的同時,為紅軍代買電池、電子管、蠟紙、油墨、甘油等22馱,送到膚施東10里的天主教堂,由紅軍聯絡站接收。作為回應,紅軍按王以哲的要求,與陜甘蘇區政府一起發動群眾,擴大對第六十七軍的賣糧草運動,保障王部供應。毛XX、周恩來于6月28日親自布置任務,令鹽池、定邊部隊運送5000斤食鹽到吳起鎮,解決東北軍的鹽荒。周恩來還特意給范長庚寫信表示致謝。4月底,周恩來為落實毛XX等人提出的請張學良“送彈藥”事,通過劉鼎向張學良提出援助紅軍部分子彈、被服的兩種方案:A.在甘泉到延安的大道上,彼方(張學良部)送子彈,我方(紅軍)去“奪取”。B.彼(張學良部)派一師兵“進攻”瓦窯堡,我方(紅軍)預先避開,留一些廢槍,彼(張學良部)取此而留下子彈。5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結束東征,揮師西渡。當劉鼎將此情況轉告張學良后,張非常高興,感謝中共虛心接受結束東征的建議,并希望早日與周恩來再次會談。7日,張學良通過中共聯絡代表朱理治轉達對當前雙方關系的意見,并應允周恩來提出的提供子彈、被服之事。對周的兩種方案,張學良認為,A法“不甚好,因恐雙方有損失”,B法則“較安全”。對于周恩來同時“要求之地圖,彼(張學良)已準備好同樣的兩份,一份已交周帶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設法送”。當日,中共中央復電劉鼎轉張學良,答應周恩來與其再次會談,愈快愈好。四五月間,經周恩來和張學良確定彈藥接洽方式后,張學良密令將洛川第三兵站所有步槍子彈盡數秘密撥給紅軍。受命后,第一二九師副官處長呂偉績令東北軍第一二九師兵站向第三兵站全部發出后,派副官吳惠民、少尉副官陳洪濤帶馬驢馱400馱,送往膚施東10里天主教堂交給紅軍聯絡站,經手人是劉向三。共送了2次,大約數目是210萬發。另有雷管2箱,甘油1大桶(50加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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